半岛平台这些年我们听了无数遍“内卷”、“内耗”。现代生活的压力让我们不断向自己内部蜷缩，而通过日托中心、养老院、保洁公司和餐馆，我们又不断将本属于家庭的部分“外包”，只是为了更好地在工作“内卷”，如此高速运转的节奏又加深了我们的“内耗”。

　　一切家庭生活都成了“非必要”而遭剔除的对象，但似乎我们忘了，正是这些“非必要”的温情，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巴黎奥运会让“松弛感”再度成为热词。开幕式前，施工还未完成，工人却在夕阳中闲聊；比赛期间，乌克兰“睡美人”躺在场地旁小憩，睡醒后夺得女子跳高金牌；土耳其“大叔”穿着随意，单手插兜，好像下班回家，顺路拿了10米银牌……大家擦亮了眼，力图找到“浪漫之都”里不经意间闪烁的松弛之光，满足自己工作之余对轻松生活的渴望。

　　打工人津津乐道的“松弛感”，就好似武陵人失而不得的“桃花源”，做足了路标，花足了功夫，但还是找寻不到，不光在工作中如此，在家庭中亦如此。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时间困境”，在怎么也不够的时间中，处理不好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近三十年前，霍克希尔德便敏锐注意到工作与家庭正发生剧烈颠倒，她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汇集了鲜活的案例：不得不把孩子交给日托中心的全职母亲、为求晋升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父亲、因家务分配不均争吵不休的夫妻……《时间困境》揭示了每个人生活中感同身受的困窘，像一面明镜，照的愈清晰，看的愈透彻，而出路或许就在镜中的某处。

　　全书始于一个疑问：为什么公司的“工作-家庭平衡”政策越来越友好，但员工的工作时长却并未减少，甚至反而越来越长呢？

　　打工人似乎身陷荒谬的悖论——公司看似将我们推向家庭，我们却浑然不觉地被拉回公司。

　　在书中，作者引入了一个精准又可怖的隐喻。过去，牧民会放任奶牛在牧场自由吃草，傍晚四点再赶牛归圈，统一挤奶。而现在，奶牛一直待在食槽旁，源源不断的牧草运到嘴边，它们再也不用离开牛圈，不用在牧场漫游，新的生产方式将牧场带到奶牛身边。

　　工作也是一样。公司变得越来越便利，甚至侵占了原先属于社区或家庭的领域，提供餐厅、商店、干洗店、理发店、银行、美甲沙龙等服务，有的公司还可提供约会服务，布置求婚晚餐等。

　　公司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工作成为家庭替代品，努力创造一个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理想工作场所。“如果你在办公室投入十个小时，我们就会把社区带到你这里来。”书中一名受访高管如是说。

　　相较于井然有序、踏实可控的工作场所，家庭生活则显得鸡飞狗跳、手忙脚乱。随时哭闹的小孩、偶尔爆发的争吵、不断压缩的计划等等等等，都在热油大火中爆炒，弥漫进油烟里，呛得人眼泪直流，还美其名曰“烟火气”。

　　《时间困境》里，车间轮班主管琳达坦言，家可不是一个休息的地方，那是另一个工作场所。她如此解释：丈夫不愿分担家务，“他觉得自己一周工作了五天，他回家可不是来打扫的。但是他从不想一想我一周工作七天。为什么我就应该回到家做家务，没有人来帮我？我们俩一次又一次为此吵架。”因此她“通常早早地就从房子里逃出来上班。”她和同事聊天，说笑，商量工作安排，一切都在欢乐中进行。

　　对琳达来说，家变成了上班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变成了家。两个世界莫名其妙地颠倒了。

　　作者犀利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的悖谬，放置在大众面前，这时候，我们才幡然醒悟，原来一切都已变得如此异样——“如今，男男女女都可以把没洗的碗、没结果的争吵、哭哭啼啼的小孩、爱发脾气的青少年还有无动于衷的配偶抛诸脑后，尽早赶到上班的地方，大喊一声：‘嗨，伙计们，我来了！’”

　　在霍克希尔德的另一本著作《职场妈妈不下班》中，她曾提出过“第二轮班”的概念，而在本书里，她接着提出了“第三轮班”——解决各种家庭矛盾的情感工作。

　　一百多年前，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开启了效率提速的时代。一百多年后，我们早已内化了效率原则，并将其应用到家庭生活中。孩子的补习班、钢琴课、美术班都在家庭之外，属于家人的时间被这一系列安排切割成碎片。而所有的安排都有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既定地点，一种要“准时”的焦虑感便油然而生，因为迟到会引起不便，而早到又会浪费宝贵的时间。余下的在家时间就沦为一个预约和另一个预约之间的填充物。

　　即便在家，陪伴子女的“优质时间”似乎也变了质。把孩子从日托中心接回家后，一些父母会与其沉默而温馨地坐在一起看情景喜剧，看电视里的母亲、父亲，还有孩子充满活力地交谈。电视里的角色在为他们打趣逗乐，而家庭本身却陷入“关系懈怠”中。

　　传统的家庭活动被一项项“外包”，成为了别人的工作，而父母则经历着“去技能化”，逐渐丧失养育能力，和孩子一样都只是消费者。

　　这些年我们听了无数遍“内卷”、“内耗”。现代生活的压力让我们不断向自己内部蜷缩，而通过日托中心、养老院、保洁公司和餐馆，我们又不断将本属于家庭的部分“外包”，只是为了更好地在工作“内卷”，如此高速运转的节奏又加深了我们的“内耗”。

　　于是，我们转向情感禁欲主义。既然满足不了的情感需求成为“第三轮班”拖累了我们，那就干脆不要情感。

　　一名丈夫说：“我们晚上并不需要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因为我们中午都吃的很好。”

　　一位妈妈认为，孩子不用每天洗澡换衣服：“他喜欢那条棕色的裤子，为什么不能让他穿一周呢？”

　　一切家庭生活都成了“非必要”而遭剔除的对象，但似乎我们忘了，正是这些“非必要”的温情，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不断提速、不断提高效率的偏执实际上让我们陷入了怪圈——节省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用来享受生活，而是进一步投资到工作中去。对效率的过分追求反噬了我们的生活心态，我们快速地工作不是为了能更快地去生活，我们变得越来越快，也就越来越停不下来。加班，“家”班，我们在家里，也有了加不完的班。

　　这是现代文明的哀歌。但一切并未山穷水尽。《时间困境》在最后也提出了改革工时的方案。慢下来，也需要时间。与此同时，我们仍需要劳伦斯那点诗意的信念：“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无论多少重天塌下来，我们也得生活。）

　　本书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关于工作-家庭的平衡为何难以寻求这议题的社会学著作。基于在一家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田野调查以及对其员工的深度访谈，本书考察了那些隐秘的、促使职场父母长时间工作的社会力量。作者在这家公司——化名为阿莫克（Americo）度过了三个夏天，采访了高管、普通员工、工厂工人等。她的发现令人吃惊:尽管公司提倡工作家庭平衡，提供兼职上班、工作分担、灵活工作时间地点和职业年休等机会；接受采访的每个母亲和大部分父亲都说“家庭第一”，但这些在职父母中很少有人质疑自己的长时间工作，也很少有人利用公司提供的弹性工作时间、陪产假或其他“家庭友好”政策。是因为员工们不了解这些政策，还是他们担心享受这些政策的负面后果？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还是经理们故意阻挠？

　　作者在对多个典型样本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与交流后指出，家庭正在被“男性化”，越来越按照讲究效率的“工作场所”的规则来运转，个人需求被取代、压制或耽延，而工作场所却在被“女性化”，推行强调信任、团队建设和周到对待“内在客户”的管理哲学。工作已经成为了“家”——在那里人们感觉自己得到奖励、受到关注、得到 “父亲般”上级的鼓励和同事们的支持；与此同时，家则成了一个在太少的时间里有太多事情要做的地方，变成了孤独的“工作”场所。

　　本书内容翔实、论证有力，跳脱出“提升个体”的角度，从更为宽阔的社会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工作家庭平衡议题，透视工作和家庭的意义在当代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切带来的社会后果。这对当下中国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婚姻是两个个体的结合，但同时也是两种关于性别、公平和感激的观念进行交锋的舞台。工业革命以来，女性得以进入职场，却并未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方面，现代化使她们作为劳动者进入职场参与第一轮班；另一方面，回到家她们也必须作为主力承担第二轮班：做家务并照顾小孩。多数男性并不分担照顾子女和家庭的任务。这使得女性承担了每年几乎多出一个月的额外劳动，也令她们生活于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之下。

　　本书是美国知名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关于职场父母婚姻中家务分配的专著， 作者引入了一系列的概念——比如“停滞的性别革命”、“感激经济”和（为掩饰冲突而制造的）“家庭迷思”等以帮助读者理解人们从职场回来后在家上“第二班”的种种情形。作者对多个典型样本家庭进行了深入地访谈与交流，论证有力，内容翔实，是性别学与社会学的杰出作品。兼具理论洞见和文字之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厄休拉·勒古恩在家庭生活中找到了富有成效的稳定性，奥德雷·洛德按照自己的方式养儿育女。苏珊·桑塔格和安吉拉·卡特分别在19岁和43岁的时候成为母亲。这些母亲育有一个孩子，或五个，或七个。她们在工作室、在厨房、在车上、在床上、在书桌前创作，婴儿车就放在她们身边。作者以强烈的共情力，让我们看到了这些20世纪杰出的艺术家、作家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私密抗争。她们因为追求创造性的工作而遭受指指点点——多丽丝·莱辛被指责说抛弃了自己的孩子，爱丽丝·尼尔被婆家说成为了完成一幅画，把孩子丢在纽约公寓的逃生梯上。

　　菲利普斯把这些开创性女性的生动画像穿插在一起，提出具有创造力的母亲身份是一个把婴儿放在谣传中的逃生梯上的问题：工作和照护处于一种不断协商、临时的、生产性的张力之中。

　　原标题：《我们不断将家庭的部分“外包”，只是为了更好地在工作“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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